他在四十一歲才開始到德國去讀書,他是從中國傳統的博學風氣裏面陶鎔出來的一個人, 對學問的興趣非常廣泛,凡哲學, 文學, 文明史,人類學, 實驗心理學, 美學, …… 他都去聽講, 去做實驗。從這一次起, 他前後三次去德, 兩次去法, 而花在國外的時間,凡十三年。他在留學的時候, 沒有忘記國內的事業; 做事的時候也決不肯拋開學問。他的著作和譯述雖在十種以上, 但他沒有集中精力,寫出一種較大的東西, 環境限之, 事務擾之, 從他的性格上說, 這要算是他個人的一種損失,可是也正因為他是一面學, 一面教; 一面做事, 一面讀書, 其所留給一般後輩的影響,乃決不在梁啟超, 嚴復, 王國維諸人之下。
他在民元教育總長任內所公布的教育宗旨,即提倡美感教育, 後來他自己也在北大講美學。民國六年, 他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論文, 到十一年『非宗教大同盟』起來了,他更主張教育應該離開宗教而獨立, 持美育代宗教之說更堅。他這一說能否站得住姑且不談,但這個強調美育的新風氣却是由他所倡導, 而教會在中國所辦的教育,因此受了絕大的影響, 不能不改弦更張, 却是事實。
蔡先生在處理北大的行政, 是最能表現一種民主作風的。他實行了教授治校的辦法, 教務分任, 事務合議。聘教員只問學力, 不講資歷, 也不問思想的派別,保持了講學的絕對自由。在他所聘的教授中, 有劉師培, 黃侃, 辜鴻銘, 章士釗這類的舊人,也有陳獨秀, 胡適, 錢玄同,周樹人, 周作人, 李大釗這類的新人。只問是非,不問新舊, 合文理一爐而治, 一以研究的旨趣出之, 假如我們說, 一直到了蔡先生,中國才開始有了像樣子的大學出現, 這決不是過譽。
蔡先生之為人, 有他狂的一面, 也有狷的一面; 他的學風,有他高明的一面, 也有他沈潛的一面。狂與高明的方面, 受中國文學和法國啟蒙時期以來思想的影響最深; 狷與沈潛的一面, 受中國儒家, 理學, 乃至德國學風的影響也不小。我究竟沒有親炙過蔡先生,也許我這個話多少有些近於模糊影響, 很希望蔡先生的朋友們, 學生們, 能給我以更親切的指教。
『五四運動』的爆發, 是蔡先生長北大兩年半以後的事, 蔡先生是一個革命者, 愛國者, 從這方面他給了青年們一種打破當時政治現狀的感召;他又是一個強烈的知識追求者, 從這方面他做了青年們向思想文化方面努力的一個引路人。中國是應該固持着『五四精神』向民主,科學, 文藝的方面去求發展的, 但不幸過去二十年的政治環境, 沒有使這種精神得着適當的保育和發揮, 現在更不幸遇着一群淺薄的,狹隘的, 殘酷的人, 更使得這種精神遭遇着空前的威脅。但我相信蔡先生的精神不死, 『五四精神』也決不會夭折的。
(本篇先父約寫於1952年。)
(預告: 下期將摘錄先父『記梁任公』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