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遺著(1951)      中間摘錄

......研究康孫不在這篇文字的範圍內, 為追懷『五四』, 我只在這裏談蔡元培。

嚴格的講起來, 我不是一個適於談蔡元培的人, 可是在和我同時代而年輩較早於我二三十年的若干人物中,蔡先生却是我很歡喜的一個。他生平的言論, 行事, 以及若干種已印行的著作, 我大致沒有多少遺漏都曾加以注意。尤其他所實踐的一種生活態度,也似乎給了我一個有力的啟示。記得有一次, 我大概是搭最早一班的火車由上海去杭州, 當我走進車站的時候, 正看見蔡先生坐在月台上一張給旅客休息的長櫈上, 穿了褪了色的夾長衣, 一手揑着一個小紙包, 一手抓看紙包裏的東西往嘴裏送。其時車站上的人還沒有幾個,我着實看了他幾眼, 因為我在注意他, 也引起他望着我, 這是蔡先生給我第一回的印象, 看樣子他最多不過六十, 究竟在什麼時候, 我已不能確指了。另一次, 我剛剛跳下上海靜安寺最後一站的電車, 向百樂門的一方走去,遠遠看見蔡先生携着他的周夫人緩步而來, 走進 百樂門隔壁商務印書館的分館,其時我並不要買書, 但我也跟着進去, 看著他東望望, 西望望, 選購了好幾本新出版的哲學書,內中有兩本, 我知道譯者本領並不高明, 但他還是買了去, 當下我頗懷疑, 他為什麼要買這種東西?近年我有一位朋友, 能暢讀英德文的名著, 他自己譯的書也不少, 因為他平日不歡喜翻閱別人的中文著作, 乃至累得自己的幾句中文, 也愈來愈不圓熟, 在他的譯著中許多極尋常的人名地名, 往往也要自出心裁, 運用一些面生可疑的字眼, 因此我才感到蔡先生把別人那種譯得不大好的書也買去翻翻,並不是完全沒有益處。這次我看蔡先生的容色很好, 衣履也很整齊,其時大概是民國二十年以後他已遷居在靜安別墅的時候, 他的年齡已在六十六七,態度多少有一點龍腫了。還有一次, 這是一個比較更早的時候, 我偶然在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刋上發表了一篇短文, 內容是鼓吹『戀愛至上』一類的東西,淺薄而頗有力。第二天, 在同一報上便有一篇文字駁我, 措辭很溫婉, 態度很嚴肅, 還引了柏拉圖的一番說法,頗引起我的注意。同一天的下午, 該報的副刊編者老友崔萬秋走來問我:『您知道今天駁您的那篇文字的作者是誰?』『我不知道。』『蔡孑民呀!』『哦!』在我是那樣輕率, 蔡先生却是這樣的不肯馬虎、,這實在使我非常感動, 今天更從何處可找著一個這樣青年人的領導者呢? 

蔡元培也只是一個書生, 但是一個很像樣子的書生; 他也是中國新舊過渡時代的一個人物, 但別人過渡或者永遠在過渡中,  或者永遠渡不過去, 而他却是一個真正渡過了的人物!

以翰林而參加革命, 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的第一人。以一個革命者而把他畢生的精力貢獻於教育與文化事業, 而自身又能夠不斷的向新知方面求開拓,他也是最澈底的一個。

看蔡先生的樣子似乎也很平凡,  但他實際有過人的智慧。他十七歲補緒生, 二十三二十四便 、以聯捷成了舉人和進士,  二十六得了翰林院庶吉士。自從他二十八歲在李慈銘家裏當塾師算起, 中間經過担任紹興中西學堂的監督,南洋公學的教員, 愛國學社的總理, 愛國女學的校長,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所長, 上海『警鐘日報』的編輯, 自民國六年開始任北大校長, 實際名義上繼續到民國十五年才正式擺脫, 一直到二十九年三月五日他在香港去世以前,他還是遙領了一個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他曾以很短的時間做過官, 但他不是為做官而做官,是為他的教育與文化事業而做官; 他曾不斷的到德國 到法國去留學,也不是為成就他自己一個純粹學者的地位而留學, 還是為他的文化與教育事業而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