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蔡孑民(蔡元培)(1868-1940)( 一 )      左舜生遺著       中間摘錄

民國八年的『五四』(1919), 隔現在已經是三十二年了,當日曾直接間接參加過的青年人, 除一部分已經死亡以外, 其存在者, 大摔也都是五十六十的老頭, 經過三十年以上時代的煎迫,有的是壯志銷磨, 還有不少的是腐化惡化, 墮落不堪, 其能不背初衷, 堅守着自己學術或或事業的崗位,仍在繼續奮鬥, 苦苦掙扎者, 大概已如鳳毛麟角。

所謂『五四』運動, 有兩個顯然的含義: 其一是政治的, 其一是思想文化的。中國人受着外來』的影響,起而謀政治的革新, 與思想文化的改造, 在『五四』以前, 已經過悠長的歲月, 出現過無數承先啟後的鬥士,然而關係之大, 入人之深, 甚至如戊戌維新,辛亥革命那樣的波瀾壯濶, 從某一意義上看來, 也不能與『五四』相提並論。此何以故?

因為戊戌一幕, 僅僅是中國少數的士大夫, 多少受了一點西洋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啟示, 感於當時那一套陳腐的, 因襲的治理國家的方式, 已經完全不能適用, 因而倡率徒眾, 投袂奮起,提出了中國歷史上那種書生式的改革要求, 以當時的環境, 其失敗是,必然的, 也正因為是失敗了,所以才能在中國革新運動的過程上, 留下一份頗高的歷史價值, 假定他們不遭遇殘酷的的打擊, 而有局部的成功, 則以當時各方配合的困難, 想求得如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的成績, 也斷不可得。

辛亥革命是合政治與種族的兩個因素而形成的,其成功只限於種族的一面, 政治則四十年來並沒有表現什麼顯著的成績。我們細檢革命前後的史實,沒有發見怎樣了不起的政治家, 即令就有,他們也從來沒有得着一個從事政治建設的機會。他們似乎是並沒有準備一套具體的政治方案才開始革命, 是革了命可去找政治方案。革命成功可能發生的後果, 立憲派的想像還較為正確,革命派則過度的偏於樂觀。截止今天為止, 由辛亥革命所留給我們這輩孤臣孽子的,似乎已經只剩下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 此外大概也就沒有什麼了。

『五四』不然, 當時的爭外交與打賣國賊, 這僅僅是引起這個運動的導因, 如果只此一點, 也就不過是一種爭取國家民族獨立的愛國運動而已, 雖然在意義上也相當嚴肅, 但內容究竟簡單, 其影響决不會如此的深刻。惟其把這個運動的範圍, 擴展到了一般的思想文化, 然後才把它的色彩, 渲染得異常的強烈。後來有人把這一運動的目標, 歸納於『民主』與|『科學』, 雖然已算扼要,但仍嫌狹隘: 『五四運動』充沛了一股活力, 洋溢着一種熱情, 它的傾向不只是求善求真, 而且在求美, 對文學藝術要求的熱烈, 是在以往任何一種運重中所沒有的。單調的民主可流於形式,單調的科學可陷於枯澀, 賴文藝有以潤色之, 然後才做到篤實光輝, 使人不倦。戊戌辛亥的外表, 自然也側重在趨新, 但戊戌的手段為『託古』, 辛亥的號召為『光復』, 其本質却是保守的。一直到了『五四』, 然後才是一個現代中國的奠基, 才是把中國推進現代文化雰圍中的第一步。『五四』決不反對歷史文化的回顧,但着眼在舊文化的重估, 其精神是進取的, 決不是保守的; 其目的在提煉舊的在新的中間去找位置, 決不在歪曲或貶損新的在舊的中間去求附會。不只『中體西用』之說, 與『五四精神。』不能相容,即『中國本位』之說, 也與『五四精神』扞格不入。

領導戊戌一幕的是康有為, 領導幸亥一幕的是孫中山, 領導『五四』的却是蔡元培。我們要就這三幕研究其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與價值,必於這三位領導者的性格, 修養與活動求得充分的理解。因為我們知道:規範一種運動的形態及其進展, 依於其領袖人物的性格, 修養與活動方式者是非常密切的。……